3月9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从三方面推进监督工作力度，其中之一是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题汇报，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答复问题。
　　这一目标任务一经提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照理说，询问和质询本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没有理由让人如此激动。推想起来，人们感兴趣的恐怕还不是至今已觉不新鲜的“询问”，而在于迄今难得几回闻的“质询”。有专家表示，无论是全国人代会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从未有过质询案。“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今年或将呈现，岂不振奋人心？
　　不过，在全国人代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质询案，在地方却已很有一段“历史”，比如在广东。1994年7月6日，广东省八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条例于1994年9月1日生效。然而，省国土厅在同年8月两次向省内下属国土局发出“传真电报”和“紧急通知”，致使该条例未能如期实施。11月10日，21名广东省人大代表联名对广东省国土厅提出质询案，认为省国土厅的做法严重违法。质询会一结束，省国土厅立即下发了《关于撤销我厅两份电报的通知》。轰动更大的是在2000年1月召开的广东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佛山代表团25名省人大代表对广东省环保局提出《对四会市在北江边建电镀城事件处理不当的质询案》。由于对出面答复代表的省环保局副局长的表现很不满意，代表们最后甚至向大会主席团提出建议，要求撤销那位省环保局副局长的职务。
　　这样的案例，在地方还有一些。实践证明，人大依法行使质询权，不仅有利于人大作为权力机关一扫“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的旧观，更重要的是能切实提高监督的实效，塑造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力制衡机制，促进实际工作的改进。事实上，权力机关对执行机关提出质询，既于法有据，也合于常理。加大人大监督工作的力度，就是要不断完善监督工作方式方法，而激活质询权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值得深思的是，质询作为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监督职权，在实践中却很少得到运用，尚未成为人大实施监督的“常规武器”。与此同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采用“询问”、“约见”等较温和的监督方式，有的地方甚至发生过力劝人大代表放弃质询的事情。或许是质询比询问、约见等方式更严厉激烈，因此也让被质询者更难以接受，所以人们的态度极其审慎。审慎当然是必要的，任何一项权力都不应当被滥用，但审慎也不应意味着弃而不用。
　　如何行使质询权，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自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有了开始，才谈得上完善；有了开始，并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对质询很不适应的人也才有视之为惯例的可能。面对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质询这柄监督利器不宜再延续“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而应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作者系广州某媒体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