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在《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6期撰文认为，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行政改革并没有解决公共行政困境，但是，它的积极意义是应当得到肯定的。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再造”运动还是中国的行政改革，都取得了积极的进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在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历了1/4世纪的行政改革的话，是很难设想政府具有处理这些事件的能力。另外，近些年来非政府组织迅速成长，并且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治理力量，政府之所以能够与非政府组织共存共在，并能够与之建立起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也应归功于行政改革，是改革开辟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空间。如果不是经过了这样一场行政改革运动，当非政府组织迅速成长起来的时候，必然会扮演起反对派的角色，即处于与政府对立对抗而不是合作的位置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那种政治结构中，非政府组织一经出现，就会以党派的面目开展活动，今天，非政府组织之所以没有那样，只能从行政改革所促成的新的政治生态来加以解读。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给予这场持续至今的全球性的行政改革以积极的肯定。但是，如上所说，行政改革并没有使公共行政真正走出困境，在许多方面，公共行政所面对的问题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加以解决。第一，公共行政面对着如何处理公共利益的问题，而且这个公共利益已经不是一国内部的公共利益，而是包含着全球公共利益的内容了。第二，公共行政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选择变得更加困难。第三，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第四，腐败问题使政府丧失了公众的信任。第五，行政人员不当的个人追求得不到有效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