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开展专题询问的地方都只是尝试性地开展了1次，但到了2011年，就有西藏、安徽、湖南、宁夏等省级人大常委会开展了2次以上专题询问；其中，西藏分别就财政工作、科技进步工作和中小企业发展情况进行了3次专题询问，其力度不可谓不大。2012年，又有西藏、安徽、河南、广东、海南、宁夏等省级人大常委会分别针对两个以上议题开展专题询问。专题询问呈现向常态化迈进的态势（据《人大研究》杂志）。

从询问权的失语到地方各级人大将专题询问运用得风生水起，专题询问热可以说在人大监督史上是一个奇迹。一方面，反映出地方人大迫切需要一种适当的监督形式来激活权力，另一方面，专题询问也充分体现出了各级人大的政治智慧。

按照监督法的规定，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方式有7种，即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审查批准决算及预算调整、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这4种方式经常、普遍运用于人大工作的实践中，被称为“柔性监督”。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等3种方式，实践中鲜见运用，许多地方可以说还没有“破题”，被称之为“刚性监督”。柔性监督形式经常用，却效果不显著；刚性监督形式效果显著却不敢用。这是目前摆在各级人大监督面前的现实困境。

询问是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政府及其部门、法院、检察院工作中不清楚、不理解、不满意的方面提出问题，要求有关机关作出说明、解释的一种活动。它实质是一种带监督性质的知情权。而专题询问是询问的一种特殊形式，相对于例行询问而言，具有议题更突出、组织性更强、集中性更高、公开性更好的特点。如果从监督的力度来划分，专题询问只能属于柔性监督的范畴。

避开质询等刚性监督的“锋芒”和“严厉”，而采取相对温和的专题询问手段，以柔克刚实现监督的目的，这是专题询问广受青睐和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很多地方的专题询问会上气氛热烈，组成人员和代表的轮番发问、“麻辣”追问、步步紧逼，让政府一些负责人抵挡不住，难以接招。看似温和的询问却更像质询，其监督效果远远大于书面提交的意见建议。

《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资深媒体人阿计认为：“在中国的现实政治语境下，欧洲足球锦标赛地启用询问权，或者在某些时候以‘妥协’的方式行使这一权利，既可避免启动质询等刚性手段在程序上的复杂性，也容易被监督对象接受。”以专题询问为名行质询之实，专题询问热彰显了人大监督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