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生机勃勃的季节，也是满怀希望的时刻。3月5日，肩负人民重托，心系百姓梦想，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齐聚人民大会堂，商国是、议大计，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力，以主人翁的姿态将人民在实践创造中汲取的智慧凝聚为国家意志，以实干托起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医疗保险“三保合一”才能体现就医公平

“农民和城镇居民同住一间病房，医疗保险报销却比例不同，这样，群众能感受到就医公平吗？”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郭玉芬建议，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三保合一”，才能真正体现和保障就医公平。

医改之路，郭玉芬最有体会。从医改发端到初见成效的历程，她都是亲历者和见证人。

还是一名普通医生的时候，郭玉芬就一直在关注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她的建议也始终追随和推动着医改的进程。今年再提医改，郭玉芬显得有些激动：“医改确实很有成效，但是一些在医改中凸显出来的问题也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

在郭玉芬看来，国家的五大医改任务中，让农民感受最深的莫过新农合。“新农合的参合率已经达到９８％，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民参合的积极性也很高，得到的实惠也很大。”

对于现行的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郭玉芬认为难以体现就医公平。同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属于社保部门管理，新农合则由卫生部门管理，“多头管理”不仅增加了人员、编制等成本，效果也不尽理想，重复参保问题突出。

“过去因为参保率参差不齐难以合并，现在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也该到三保合并、统一管理的时候了。”郭玉芬直言，这三种保险性质相同，设计方式、管理方式和资金运行方式属同一类型，都是“政府兜底，农民、居民、职工自己拿一点钱”，合并理应难度不大，如今硬性的制约因素已经扫除，主要的障碍在于部门利益的牵扯。

郭玉芬认为，“三保合一”符合城镇化的需求。农民和居民在政策上享受一样的待遇，城镇化后也便于管理。

对于合并的步骤，郭玉芬提出可以分“两步走”，先合并运作方式更相近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再统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这样，才能让医改的成果为城乡居民公平享有。”

大医院管办社区医疗卫生机构，才能实现阶梯式就医

“目前，‘大病进医院、小病在社区、康复回社区的社区首诊、社区与医院双向转诊’的格局远没有形成。如何使社区医疗走出软硬件不配套、有设备缺人才的困局？那就是大医院管办社区卫生机构或社区成为大医院的派出机构。”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卫生局副局长郭淑芹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郭淑芹向媒体打比方说，去年冬天，保定市各大医院人满为患，而社区服务站的患者却没有太大增加，有的甚至比较冷清。虽然当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比过去面积大了，设备有了，环境好了，但依旧得不到居民信任。而大医院却始终人满为患，一床难求。

“究其原因，还是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没有让居民特别信任的医生。”郭淑芹说。

郭淑芹认为，大医院主管社区医疗机构，一方面可以使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从根本上走出困境，提升实力、提高效能，实现优秀医生进社区；另一方面，大医院将一些压床慢性病、术后患者、康复期病人转回社区，可以提高医院的床位周转率。

“如一般的疝气、阑尾炎、腹腔镜等术后病人三天就可以出院，需要的话回来拆线。但由于存在院外感染、家庭护理不专业等问题，病人一般要住到拆线后。如果医院有自己办的社区，医护人员可放心将其转到社区，医院为社区急、危、重症患者的向上转诊开设‘绿色通道’，术后及康复期患者可转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接受后续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阶梯就医形式。”郭淑芹说。

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

“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综合党委书记张育彪对养老金“双轨制”很不满，他准备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相关建议，建议取消养老金“双轨制”；希望国家能尽快整合改革管理体制，增强社保在实践操作中的公平性与效率性。

张育彪在建议中介绍，养老金“双轨制”长期以来饱受争议。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有关调查显示，近四成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最低200元，最高10000元，相差50倍。

张育彪说，公务员和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时不用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却能领取高于企业人员的养老金，“公务员的退休金多数由国家财政支付，这就很不公平。”

张育彪说，人民网最近所作的全国两会调查也显示，98%网民认为废除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双轨制”的条件已经成熟。

“本是同根生待遇却不同，何以论公平？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张育彪说，这不仅仅是因为既有的养老制度设计不公平，更是因为再拖下去，不仅公众的不满情绪会更加强烈，改革的既得利益阻力以及相应的改革难度、成本也会越来越大，乃至形成一种积重难返之势。

城镇化不能给农民玩“克里空”

“推进城镇化进程要把民生改善列为政府考核的重中之重，摒弃一切形式主义，不能给农民玩弄‘克里空’，要让农民切实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实惠。”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辉县市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对城镇化进程有自己的忧虑和想法。

范海涛说，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首先面临农民往哪儿去的问题。他建议，在解决农民生存问题上要脚踏实地，不能搞奸诈欺骗，这样才能赢得群众对城镇化建设的支持。

范海涛所在的南李庄村2010年开始利用国家工业反哺农村政策，倡导孟电集团出资城镇化，为351户村民无偿建造别墅。为消除村民顾虑，南李庄村把建好的400间门面房全部留作村集体财产，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对社区里45岁以下的劳动力，有就业意愿的安排到孟电集团上班，年龄较大人员安排到社区做物业管理工作。目前，南李庄村基本实现“人人有活干，村中无闲人”，全村人均纯收入突破1.5万元。

“非农产业能吸纳欧洲足球锦标赛的农村劳动力，接纳欧洲足球锦标赛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开辟欧洲足球锦标赛的就业和增收门路，是城镇化建设成功的关键。”范海涛说。

范海涛认为，城镇化建设成功与否可能影响党的执政地位。他建议警惕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把国家发展和人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创造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城镇化实绩。

加快推进劳教制度改革

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同样得到了人大代表的关注，一些代表建议应加快推进这一制度的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主任杨伟程说，现行劳教制度与中国正在建设法治国家、追求公平正义、提倡文明和谐的理念背道而驰，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损害，亟须改革。

“劳动教养制度一定程度上让公民生活在恐惧中。”全国人大代表、福建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说，“未经法庭定罪就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没有制约和监督措施，这极易导致权力滥用。”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邓辉说，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包括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在内的诸多基本法律，并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公约相背，其改革已经箭在弦上，不改不行。

劳动教养制度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新生的人民政权正忙于肃清残余敌对势力，整顿社会秩序。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957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对决定做出了补充，并制定了劳动教养实施的详细规定。

劳教制度允许公安机关无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和思想教育等措施。

虽然这一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确保社会稳定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快推进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日趋增强，劳教制度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比如执行中扩大化、随意化，有的部门以劳教之名行刑罚之实，导致劳教扭曲为法外施刑。

过去几年，要求改革劳教制度的呼声不断，特别是在出现了几起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例之后，这一制度更是成为众矢之的。

从源头抓好食品安全

“多少年来，各级政府都在着力抓食品安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可安全隐患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为什么发展到这种程度？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很好地‘抓源头’。”来自山东的全国人大代表宋心仿如此认为。

宋心仿说：“人民群众在相对富裕的同时，对食品的疑虑越来越大，从‘吃什么好’已发展到‘什么能吃’；从原来‘吃不起’变成了现在‘不敢吃’。”

宋心仿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是当前我们的农业停顿在“化学农业”阶段。农产品生产主要靠化肥、农药及激素类催长剂等物质来催产、催效，天然成分降低；二是种类繁多的化学食品添加剂，打破了食品安全的底线，把原本天然的食品变成了化学合成品，更为食品造假提供了方便。

“诸多果汁、香油、蜂蜜等，就是由食品添加剂勾兑出来的，以假乱真。食品安全从源头抓起，是治本之策。”宋心仿建议，要转变农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要逐渐减少对化学制品的依赖和使用量，建立安全高效的生态农业。发展循环农业，建立“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生产模式；加快建立农业标准化产业步伐，形成一个涵盖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农产品标准体系；加大农户科学知识培训。同时，要严控食品添加剂开发使用，建立完善食品添加剂的检测、监管机制。

“目前，我国允许生产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多达2300多种，分23个类别。这些食品添加剂在改变食品口感、色泽、形态及延长保质期的同时，也给食品安全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宋心仿说，食品安全的重点难点在基层，薄弱环节也在基层。食品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应向基层转移，加强农产品源头的监管抽查，对污染源进行严格控制。

与此同时，3月6日上午，浙江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海宁市华丰村党支部书记朱张金进行的“现场试验”，让在座的人大代表一片哗然并引发一场大讨论。

审议中，朱张金打开包，拿出一袋花生米。他数了10颗，扔进会场的玻璃杯里，用冷水一冲，短短几秒钟，整杯水都变成了黑色。

朱张金说，这就是一些酒店宾馆里，售价高达160元一斤的所谓健康黑皮花生。

朱张金将花生米泡出的黑水在人大代表之间传递。会场上，不时发出“啧啧啧”的惊叹声，还有代表感慨，这种花生米自己曾经吃过，没想到竟是如此可怕。

朱张金说，这些花生米，原本就是普通花生，不法商人使用的违禁添加剂中，包含对人体有害的染色剂和重金属成分，朱张金将这种添加剂称为“毒品添加剂”。

就在黑水传递的过程中，朱张金又掏出几包鸡蛋精，“这个更坏，价格600元一斤，一吨鸡饲料中只要添加40元的分量，就能让所有的鸡生出来的鸡蛋都变黄，变成这种鸡蛋的成色。这玩意另一个效果是，鸡吃了每天都生蛋，全年无休。”

朱张金说，这次参加全国两会，他带了300多件有毒食品到北京，“这不是作秀，而是要让大家看看，毒品添加剂的泛滥和危害到了何种程度。”

朱张金怒骂道：“这些明知有害还加毒品添加剂的人是在谋财害命，都是王八蛋，以前那些短斤缺两的奸商和他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好人啊。”

留守儿童问题不解决，“小康就有伤疤”

尽管事过三月有余，但谈及去年发生在贵州毕节的5名儿童闷死垃圾桶中的惨案，贵州省全国人大代表姚晓英仍不能释怀。

“他们本来可以活着，活得很开心。”姚晓英的语调愈见低沉，“留守儿童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小康就是有伤疤的小康！”

2012年11月16日，贵州毕节5名男童被发现死于街头垃圾箱内。警方表示，5名男童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他们的父亲是三兄弟，其中两人都在外地务工，留守儿童的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因为贵州外出务工人员较多，这里的留守儿童问题尤为严重。”姚晓英介绍，绝大多数儿童都是跟着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住，造成了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两方面问题的叠加。

多位专家表示，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亟待各方面协力解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警告，如果在成长的关键期没有父母陪伴，不仅不利于儿童的安全、健康成长，而且将给儿童的心理及性格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姚晓英坦承，迫使很多务工人员将子女留在老家的原因是经济或教育问题。姚晓英指出，部分不发达地区结婚的低龄化，造成年轻父母在尚不知如何承担家庭责任时便生儿育女，他们疏于对子女的抚养责任，而是一味地将一个个孩子扔给父母，这对老人和孩子都是不公平的。

“必须建立完善一种强制性的机制，使有条件的父母将子女带在身旁，履行监护人责任！”姚晓英呼吁。

应多部门合力“筑网”，不让校园安全留“死角”

谈到校园安全，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盘水市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一脸焦急。她认为，学生的安全，并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校园建筑的安全问题、校园周边的治安问题、孩子上学路中的安全问题等，都在威胁着学生的人身安全。

吴明兰说，目前，她还十分担心农村学生的食品安全。在农村许多学校，每天放学后，就有许多小商小贩聚集在学校周围，出售各种三无产品，很多学生不了解其危险性，常大量购买。

“一些学校组织教师前去制止，但遭到了小商小贩的强烈反对，引起双方很大矛盾。”学校没有执法权，造成“三无产品”屡禁不止。

吴明兰建议，校园安全需要城管、公安、文化等多个部门，严守职责、形成合力，家长也应该尽到监护人的义务，不给学生安全网留下“死角”。

各种社会保障配套制度跟不上，城乡一体化无法实现

“一起打工的老乡有七八十人，开会前，他们委托我在会上提户籍、社保、稳定就业等问题。所以我最关注报告中提到的‘户籍制度改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高小宏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高小宏来自陕西省洋县。8年来，他一直在北京不同的建筑工地上和工友们一起劳动。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推进户籍制度”、“自由迁徙”等内容，引起高小宏的关注。

“如果有了户口，孩子上学、社保，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高小宏说，尽管他在砌砖方面非常专业，获得过北京市第二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第一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今年高二的孩子仍在老家读书，他自己一人在京打工。

让高小宏担忧的是，目前农民工面临各种不稳定因素，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户籍引起的社保问题，“虽然和城里人一样工作，但60岁以后就必须回到老家，待遇还是和农民一样”。

“在农民进入城市后，要让其和市民平等，实现市民化，眼下户籍管理还没有跟上，各种社会保障配套制度也没有跟上。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城乡一体化就无法实现。”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东方市市长吉明江也持这种观点。

空气污染的问题值得重视

“GDP第一，还是健康第一？现在到了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针对环境恶化给中国人带来的健康危害，第二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钟南山再次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

钟南山说，以前还觉得环境问题比较远，只需要兼顾一下，现在已经不是要兼顾的问题了。当人的基本生活要素受到威胁时，环境问题已经变成危机了。

钟南山表示，人体能对PM2.5产生抗体的说法毫无依据。PM2.5作为颗粒物本身是一种载体，可携带二氧化硫甚至病毒，进入人体肺泡并被巨噬细胞吞噬，从而永远留在那里，影响肺功能。在广州，不少人到了四十岁，肺就变成黑色，北京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空气污染问题非常值得重视，再这样发展下去，若干年后肿瘤患者可能成几何级数增加，到那时算账就不得了啦！”针对雾霾频袭中国的情况，钟南山说，他认真调研、搜集了一些资料，“我与北京市环保局和肿瘤防治办有联系，特别是宣武区的，虽然没有直接资料，但是有一些密切联系。雾霾天对人体影响，远不止呼吸系统，也有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的影响，雾霾对母体、早产儿以及人体相关系统都有影响。对肿瘤影响很大，特别是肿瘤中的肺癌。这个问题是需要重视的。”

如何更好地消除雾霾、改善环境，人大代表为此纷纷支招：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天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中国天伦燃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瀛岑建议，“天然气燃烧后无残渣、废水，比煤炭、石油等都安全、热值高、洁净，是最好的替代品。”政府应出资设立专项资金，强制执行、无偿提供，用于燃煤锅炉及公共汽车、出租车、船只、重型卡车等改用天然气。不再受理和审批新建、扩建、改建燃煤发电机组和燃煤、燃重油锅炉建设项目；不再新发展燃油公共汽车、出租车、船只、重型卡车。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设天然气加气站，形成周密的天然气补给系统。